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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创新低。2024年结婚对数创近47年来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加11万对。2013-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10.6万对，降幅54.7%。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减少157.6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已经结束，创下了1978年以来全国结婚登记对数的新低。2025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53.9万对，同比增加10.9万对。2013-2023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5.4‰，2024年降至4.3‰。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2023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1194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3年的342.5万人。2005-2024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3.4%，25-29岁从34.3%升至35.1%，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1.4%、11.4%和18.7%。
三是离婚冷静期制度调整短期效果消退，离婚对数连续两年回升。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民政部门口径)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17.0万对升至2019年404.7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10.0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离婚登记对数262.2万人，同比增加2.8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89.1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4年小幅升至2.5‰。2025年上半年离婚登记133.1万对，同比增加5.7万对。
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且男性未婚比例远高于女性。中国同适婚年龄段的未婚比例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2023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6.8%,女性未婚比例仅为12.1%,分别较2019年升高了8.6、3.4个百分点。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3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61.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27.0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3年的3.4%。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2023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为2948.9万人，占在校生的49.9%。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5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711元/平。2004-2024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7.7万亿元，增长22.6倍。2010-2024年，一线。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2024-2044年下降16.8%。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3-2023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9.3%，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3%。2011-2023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3.6%，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17.1%。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11.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辅助生殖纳入社保、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进一步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的方式开启内需复苏计划，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方案，目前国家层面是三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后续可提升补贴额度，可以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3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