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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杨：那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摄影记者都使用胶片拍摄。由于我是新手，废片比较多，自己就偷偷花钱买胶卷。经常是白天四处去拍摄，下午大家发完稿，暗房空下来后，我就进去练手。那时暗房没有空调，夏天温度能达到三十七八摄氏度以上，有时放大机的灯泡会因为温度过高，一晚上爆一两个。暗房里的显影液、定影液的酸碱味道也非常强。但每当看到相纸上呈现出自己白天拍摄的影像，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经常放照片到深夜。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摄影记者职业之路，到现在已经24年。
●居杨：1997年夏天，报社接到一个线索说有个孩子被北京警方解救了，受伤很重。我去时本打算用1小时左右拍摄一些警方和医护人员救护孩子的照片，但到了医院特护病房，我就被这个孩子的伤情震住了，我从来没见过受伤那么重的小孩，他全身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后来通过采访了解到，他的悲惨状况是由他的亲生母亲造成的，他母亲吸食毒品，欠毒贩的钱，就把自己3岁的儿子丢丢抵押给了他们。那些毒贩毒瘾发作时用打火机烧、用烟头烫丢丢，丢丢受虐待后发出完全不一样的哭声，周围邻居听到后报警才把孩子解救出来。
但2004年春天，我正在参加全国两会报道时，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丢丢的舅舅，他说丢丢的母亲又复吸毒品，把孩子丢在了老家。全国两会结束后，我第一时间又回到那个大山里，找到了丢丢，发现他的处境非常不好。那段时间里，我前后4次前往，先后推出9篇报道，很快关心丢丢的人又回来了。后来他母亲因继续吸毒被北京警方抓到，我们到看守所里跟她谈，希望她放弃孩子的抚养权，找一个更好的家庭来抚养丢丢，但是他母亲拒绝了。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就在想有什么人可以帮助到丢丢，后来找到了河南信阳市长。市长答应以政府名义跟他的母亲进行一次协商。协商时首先我们表示，这笔捐款要专款专用，丢丢也表示不想跟妈妈在一起，怕她再把自己交给那些坏人。这时候丢丢的母亲才泄了气似的低下了头。不久后，信阳市民政局找到了适合代养丢丢的家庭。
●居杨：当时还是年轻记者的我完全没想到。刊发当天我们部门的电线天之内社会捐款就有五六万元，一下就解决了孩子的医药费问题。后来《丢丢的故事》又在1998年全国禁毒展上展出，这个禁毒展在新中国禁毒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在大家熟悉的如“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等口号都是那时提出的。《丢丢的故事》在展览中又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去观看，因为拥挤，展板三次被挤坏更换。大家通过《丢丢的故事》看到了毒品对我们下一代的危害。
●居杨：2008年1月我刚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是特别幸福的母亲。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从电视上看到伤亡很重的时候，我就开始往手提箱里搁我的照相器材和换洗衣服，并第一时间跟报社领导申请说想去采访。一开始领导考虑到我还在哺乳期，而且一名女性在灾难现场有诸多不方便，就没有同意，但我反复坚持说要去。地震第一天，去成都的民用飞机航班全部取消，第二天终于有了一个航班，我就乘坐这架飞机于5月13日赶到救灾一线年非典报道，所以我认为自己对灾难报道有一定经验，但是到了前线，发现困难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
●居杨：当时一天有上百次余震，映秀、北川都在大山深处，因为山体滑坡，所有道路都是阻塞的，只能靠双脚走进去，还缺少食物和水。在映秀时，晚上我挤到武警战士的帐篷里面，战士们从废墟堆里给我抬了一扇门板，支了几块砖头，没有被子、褥子。地震之后连天下雨，大山深处冷得让人发抖，到半夜只能找一些塑料袋裹在身上御寒。在我们帐篷外面不远处就是遇难者的遗体。更大的困难是没有电，没有通讯信号。我们用数码相机拍摄，没有电就意味着没有办法按快门，没有通讯信号就没有办法把照片在第一时间传输出去。所以当我徒步走到映秀后，只有24个小时或36个小时的拍摄时间，之后要再走出来，到有电、有通讯信号的地方，往回发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利用有限的时间、体能、器材条件进行准确拍摄，拍摄到那些有价值的瞬间？这是我时刻要思考的问题。
居杨：在映秀镇，我们到达之后第二天，直升机来抢运伤员，现场我注意到一个孩子，他受伤很重，被战士背着往机舱跑，他妈妈紧跟在后面。我以为他妈妈要跟着一起上飞机。但在机舱口，这位母亲犹豫了一下，很快就退下去了。她的这个犹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就跟着她绕到飞机另一侧，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她隔着玻璃跟儿子告别，我拍摄下这个瞬间。后来我问她怎么没有跟儿子一起离开？她说：“我是映秀镇的一名护士，我相信我儿子到外面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我留在这里可以救护更多的人。”
●居杨：位于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金三角地区种植罂粟的历史有100多年，这里和中国山水相连。2002年到2006年期间，当地军事首领因为国际社会压力开始禁种罂粟。2002年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跟随中国缉毒警察到金三角地区开展联合扫毒行动，发现那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状态。由于它跟中国的禁毒有很大关联，所以我当时就想拍摄、展现那里的情况。之后我就一直做准备，从2002年到2006年，我看了将近100万字的资料，并对一些缉毒英雄、禁毒专家进行采访，做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和思想准备。2006年我终于又争取到了两次去金三角地区的机会。我和一名司机、一名翻译开着一部车，在原始森林里采访和拍摄。
●居杨：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叫“老街”的地方，这里曾是金三角地区主要毒品集散地。那儿有很多赌场，小旅馆里人很复杂，有吸毒的、贩毒的、赌徒、嫖客、，等等。住的房间很小，因为连年打仗，窗户玻璃是不全的，小灯昏黄，门也锁不上，就拿一把木椅子顶在门上，姑且当个安全屏障吧。我根本不敢睡觉，只能在床上靠一会儿。到了五六点天蒙蒙亮，我们就开车出发打算继续到下一站采访。我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车走了一会儿就停下了。我迷迷糊糊往窗外一看，一下子就醒了，一个士兵拿着一支长枪顶在我这边的车窗玻璃上。当时我很紧张，因为不知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我看到他军服上的袖标，判断出是哪支部队，我恰好在几天前采访过那支部队的军事首领。因为语言不通，我就比划着表示希望打开电脑，他允许了。打开电脑给士兵看了我跟军事首领的合影，气氛才缓和下来，他把枪放下了。趁这个时机，我赶紧跟同行者说快打电话找熟人，带我们离开这里，这才得以脱身。能躲过一些危险并展开采访，跟之前做了准备工作，对他们比较了解有很大关系。
●居杨：拍摄《重刑犯》，还有这十几年来拍摄反映监狱题材的《大墙内的影像故事》，对我都有很大挑战。比如《重刑犯》，被拍摄者都是犯过重罪的人，他们抵触心强，没人愿意被拍摄。我就去跟他们聊天说话，慢慢接近，直到他们接受我。后来很多人表示不愿意被拍到面部。虽然拍人物，表情很重要的，但他们不愿意，我就只用身体局部和姿态来表现。另外，因为他们非常敏感，所以我从不使用闪光灯，就利用窗户透过来的那一缕自然光拍摄。正是因为这种艰难的拍摄条件，反而让我拍出了一种独特的影像，用他们的身体姿态和周围环境的光影效果来反映他们内心世界的波动和对生命的渴望。拍摄之初，我是用镜头来剖析这些特殊的灵魂，最终却感觉变成灵魂和灵魂的对话，那种影像自然就产生了。从事摄影之初，我会担心自己的影像表现是否不够好，我要表现的东西别人能否感受得到。拍完了《重刑犯》之后，我明白了，你拍得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你进入采访对象的生活、进入到他们内心世界的程度。我们应该深入到被拍摄者的内心，让影像由心而来。
●居杨：在很多采访中，我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女性。因为在那些大灾大难或国家重大事件的采访现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我们只有一个共同身份——摄影记者，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是相同的，要最高效率地拍摄到有价值的影像。女性在体能上确实弱一些，但是也有优势。女性更感性、更细腻，更能够发现那些藏在生活深处的充满情感的瞬间。女性有韧性，比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慢的人，但是我会一直坚持，遇到困难总想着怎么去克服。我很多的题材都跟拍了许多年，《丢丢的故事》是8年，《金三角禁种罂粟纪实》做了4年，《大墙内的影像故事》已经坚持了10多年。
●居杨：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村庄，被社会高度关注，媒体采访报道非常多，而且它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了歌，我们应该去拍摄、记录些什么呢？去之前我们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大量案头工作并形成共识，那就是要保持安静、平和、真实、质朴的风格，力争为这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村庄留下一些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和文字。我们去了4次，每次一周到10天时间，收获非常大。村子里的扶贫工作都是按时间段有序进行的，比如2018年夏天我们拍摄了旧村改造工程，到2018年年底已经结束，现在拍不到了，这些影像非常宝贵。我们拍摄了正在进行的扶贫项目，也关注到村庄脱贫之后给村民带来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同时，我们选择性地跟踪拍摄了一些村民，通过这些村民的经历来讲述脱贫攻坚的故事。
●居杨：比如有一家人，全家原来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其他人全部在外地打工。脱贫攻坚工作开始之后，村里发展起旅游产业，这户人家的其他成员陆陆续续回到村里，当导游、办农家乐等。我从2018年开始，每次去都会给他们家拍一张合影，合影每次都有变化。2018年夏天，他们家里有4个人回来了。到今年4月，又回来两个女儿。5月份我参加在湖南的一项脱贫工作会，会后赶过去，那时他们全家八口人都回到了村里，我又给他们拍了全家福。
●居杨：2018年冬天，这家的第四代出生了，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他们家现在开始考虑以后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事，这就涉及到农村教育问题。他家里还有20多岁的姑娘没出嫁，姑娘考虑是否在村里寻找一份爱情，但原来这个村子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通过这些人物故事的拍摄记录，我就在想，中国农村在物质上脱贫之后，再如何发展，如何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如何从物质生活脱贫到精神层面的进一步追求。这些年轻人在村里不仅要寻找到能挣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根，找到精神故乡，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
●居杨：从2018年开始，我有幸参加了“崇德尚艺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巡回宣讲活动”，已经到北京、重庆、云南、宁夏、天津等地进行宣讲。通过宣讲，我收获很大，首先准备巡讲内容的过程也是对自己20多年来在一线采访拍摄实践的梳理。通过梳理，我更深地体会到习提出的“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是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更高要求。通过宣讲，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家，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从艺经历和艺术理念。每次宣讲之后，还会跟基层艺术家们进行座谈，大家就一些创作中遇到的困惑、难点进行交流。摄影和其他艺术门类有相通之处，照片拍到最后，用什么照相器材、技术技法，有什么拍摄条件都并不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和情怀，你有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就能找到生活当中的鲜活题材，也就能发现那些感人瞬间。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才会在创作当中百折不挠。
●居杨：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摄影工作者，我的拍摄题材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人民，所以我应该到人民中去，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每次参加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自己也深受教育。比如2014年春节前我曾经到贵州省黔西县洪水镇的解放村拍摄，村里没暖气，晚上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又冷又潮湿。我们在村里几天时间里，办摄影展览、给村民们拍全家福，当时就打印出来送给村民，村民们都高兴得像提前过年了。2018年我到雄安新区举行摄影公益讲座。讲座前一天晚上，突然被通知预定的讲课会场要停电，就临时找了一个工厂厂房代替。讲座计划上午9点开始，我们7点多提前到厂房里做准备。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好多摄影爱好者都去了，大家就一起搬桌子、支幻灯。讲课过程中每个人听得都特别认真，课后还有好多人围着提问。今年我们到山东开展“到人民中去”中国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山东行活动，7天举办5场慰问演出，22场艺术培训。每次活动中，我都能深切感受到群众对艺术的渴望，大家的热情也激励我更多地到人民当中去送艺术、种艺术，为人民服务。
